在出国留学人数越来越多，甚至年龄越来越小的今天，回望百年前的那股留学潮，尤其是回望在那股留学潮中怀着强国之志出洋去的嘉兴青年的身影，回望他们留学时以及归国后的激昂与行动，我们会有怎样的“温故而知新”呢？我们能否预想50年甚至100年以后，后人将怎样回望如今这股留学潮？
嘉兴是浙江辛亥革命的发轫地。80年前（1925年）的5月12日，由52位嘉兴人士发起的活动———嘉兴公祭七先烈，在公共演讲厅（今戴梦得大酒店）隆重举行，并印行了《嘉兴公祭七先烈特刊》，介绍先烈们的历史和革命史。而被公祭的王维忱、姚定生、陈仲权、熬嘉熊、龚宝铨、徐小波、唐纪勋等7位在辛亥革命中举足轻重的先烈，其中4位（王维忱、姚定生、陈仲权、龚宝铨）在20世纪初东渡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而发起这次公祭活动的不少人士，与王维忱、姚定生、陈仲权、龚宝铨也是同时期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的。
《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一书的作者智效民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胡适，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但后来却走上不同的道路。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留学背景找到部分答案。”而当年参加辛亥革命的嘉兴人士为数甚多，与他们正值“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春时期的留学背景，关系似乎更明显，答案也更易找到。
百年前留日潮的历史背景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击碎了一直闭关自守的“大清”的帝国梦，从此清廷不得不对来势汹汹的列强刮目相看。1860年以后，洋务派兴起。中国的第一代官派留学生也随之应运而生。由早期留美的容闳（1847年耶鲁大学机械系毕业）提议，经洋务派首领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慈禧批准，从全国选招120名12岁至15岁的幼童，从1872年至1875年分4批赴美留学。但这第一批科技留学计划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而20世纪初留日潮的兴起，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所呈现的新气象带给中国人的影响有关。已故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人心目中的明治时期的日本》这一章节中这样叙述：“在19世纪后半期，在有影响的中国领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渐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在冯桂芬（清末思想家、政治家———作者注）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早期对日本制度变革和对技术作出的努力所流露出的赞扬甚至钦佩之情。”洋务派首领张之洞1898年写的《劝学篇》中也如此说：“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滕、山县、木夏木、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方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而另一方面，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打了8个月，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慈禧残酷镇压了戊戌变法（1898年）才过两年，八国联军又攻入北京，烧杀抢掠，慈禧挟光绪西逃西安，又以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关银（即“庚子赔款”，40年还清，本利共9.82亿两）而收场。在内外压力下，“西狩”西安的慈禧不得不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于1904年模仿日本教育制度，批准了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兴办学堂；自1906年始，全国停止科举制度，兴学校，并鼓励留学；从留学生中考选进士、举人和政府官员。采纳并转发张之洞的《劝学篇》：“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不切要害，东人已删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越西洋，有何不可？”并于1903年采纳张之洞奉诏拟定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并公布实施。于是官费、公费、自费留学日本形成高潮，从1898年张之洞以《劝学篇》鼓励留学日本到1907年的10年里，中国留日学生总数超过5万人，他们成了中国第三代留学生。
在这股留学日本潮中，也有不少嘉兴籍青年的身影，仅《嘉兴市志》的“人物传记”所记载，嘉兴市本级有18人：陈仲权、王维忱、龚宝铨、计宗型、沈文华、陆初觉、褚辅成、范古农、吴思豫、蒋志新、沈钧儒、蒋可宗、吴文开、徐养儒、陶昌善、朱叔麟、汪镐基、徐忍茹。五县（市）的有平湖的李叔同、徐清扬，海盐的朱希祖、陈大齐，海宁的陆宗舆、蒋百里、周承菼等。他们当中年龄小的才十几岁，如龚宝铨16岁赴日；年龄大的近30岁，如褚辅成（29岁）、沈钧儒（30岁）、吴思豫（31岁）等。
留日潮与革命同盟的兴起
然而令清政府始料不及的是，他们鼓励东渡日本留学的青年，回国后恰恰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先锋和中坚力量。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也指出：“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它产生了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
当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建议“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的原因之一是“去华近，易考察”。这“考察”的内容应该是针对“多遣”的留学生的，因为第一代官派留美学生是这样以失败而告终的：这120名少年留学生到美国不久，为了避免被同学嘲弄，有人剪掉了辫子，脱下长袍马褂穿上西装，见了师长也羞于跪拜，还有人随着房东上基督教堂，结果惹怒了“选带幼童出洋肆业局”正监督吴嘉善和驻美公使陈兰彬，认为他们离经叛道，沾染了恶习，有以夷变夏之危险。所以他俩不顾容闳的极力反对，于1881年奏请慈禧批准撤回全部幼童，遣送回国。当时只有詹天佑等个别人“叛逃”未归，考进耶鲁大学机械系，学成后回国，成为中国自己铺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
洋务运动的宗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劝学篇》中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张之洞，其“去华近，易考察”鼓励留学日本计划考虑可谓周全，用心可谓良苦，却没料“去华近，易考察”的日本却成了民主革命形成的一个有利阵地。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其主要领导人和地方分会主盟人———孙中山、胡汉民、黄兴、邓家彦、汪精卫、宋教仁、秋瑾、蔡元培、廖仲恺、徐锡麟、吴玉章等，都是留日学者，而且在两年内就有960多名留日学生加盟，终于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上文所述的25名嘉兴籍留日学生中，不仅有16位加入了同盟会（嘉兴市区18人中有14人加入），而且多数与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或地方分会主盟人有往来，并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人物，从而使嘉兴成为浙江辛亥革命的发轫地。当年在嘉兴活动过的80多位参加同盟会、光复会、浙会的嘉兴籍和客籍革命党人，有许多是归国留日学生，或与这些“海归”革命党人交往频频，志趣投合。如其中的骨干敖嘉熊，虽未留学日本，但早在1900年就与王维忱、蒋百里于杭州成立“浙会”，1903年又到上海参加蔡元培、章太炎等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同年又与来嘉兴外甥女王琬青家的姚定生相识，1904年在嘉兴成立嘉兴温台处会馆，使之成为浙江革命党人联络活动的重要据点之一。1907年和1908年，秋瑾曾两次来嘉兴与敖嘉熊、褚辅成密谋在浙江起义。
在内忧外患、国势其弱不堪的20世纪之初，踏上东渡日本留学之路，继而参加辛亥革命的嘉兴青年，都是出于忧国忧民之情，怀着强国报国之志———
陈仲权：幼有大志，不愿参加科举考试，求学于硖石双山书院，研究经世之学。戊戌变法失败后，知“改良”不可恃，于是服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于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先后结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英士、褚辅成等，1905年宣誓加入同盟会，为嘉兴籍最早的同盟会会员。1915年4月11日袁世凯所派的人于食品中下毒，食之而暴亡。
龚宝铨：1902年留学日本，时年16岁，心忧国患日深，立志反清革命。1904年与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
计宗型：早年去上海爱国学社读书，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于是在同学的资助下赴日留学，加入同盟会。1910年回国后加入光复会，并与褚辅成、方於笥等秘密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蒋百里：13岁那年，中日甲午之战清军大败，深受刺激，与张宗祥一起到双山书院寻找了解为何中国衰弱、日本强大的书来读；康梁变法前，醉心于其变法自强之说，昼夜研读。1900年进入求是书院，经常读违禁书刊，与王维忱、敖嘉熊组织“浙会”，开始革命活动，次年4月即赴日留学。
沈钧儒：可以说是当年留学日本的嘉兴青年中的特殊例子，也是足以说明这股留日潮深层内因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本已于1904年中进士，并任刑部主事，却也因当时正值内忧外患交并，心忧国事，加上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开始留心时务，注意新学，终于在1905年秋也踏上了东渡日本的留学路，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政治，并与浙江革命党人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来往，同时还与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熊范舆、雷光宇等相友善。1908年夏毕业回国后，即从事推动立宪运动。
褚辅成：1905年加入同盟会，矢志反清革命，年底受命回国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在嘉兴南门外设南湖学堂自任校长，以南湖学堂作为革命人士聚会之所，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48年3月30日在上海病逝前口授的遗嘱，足可见早年留学日本的内外因，以及与其后来人生之路的关系：“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比喻微小———作者注）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蜩螗：纷扰不宁———作者注），兆民（众百姓———作者注）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事，永奠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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